英国行政裁判所的裁判官是由法官遴选机构按照司法官员的选任标准录用和委任的，这使得他们与行政机关的职员有着明显的区别。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对象的接受程度，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概率等）。第二种，以决策过程和决策程序制度为双主线来架构立法内容，决策程序制度单独设章予以规定。
条例作为中央层面立法，构建程序制度应当使之具有可操作性，避免条例出台后地方仍需大量重复立法细化规则。之后，美国通过其他路径进一步发展对规章制定程序的规范，包括： （1）法院对《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3条的解释为行政机关设定了更多的程序义务。[16]《意见》提出：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重点是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此种方式的代表性规定有《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规则》、《重庆市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等。另一种是规定论证报告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如《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2010年之前出台的规定，多数较为笼统、简单地规定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条款。311部专门立法又分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制定综合性重大行政决策规定，[6]如《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苏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共计159部，占总数311份的51.1%。[10]这种模式的核心是仍然是地方主导地方法院法官的选任，而中央只是批准相关方案，但不负责具体人员的遴选。
当然，从维护国家权力统一性和公民权利平等保护的角度，全国应适用相同的裁判标准，对重大案件的终审权由国家最高司法机关行使。（二）宪法和法律没有否定司法权的地方性 主张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的学者还以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为依据。第三，宪法上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规定。上海在2014年改革方案中选择了40余家法院和检察院中的八家进行试点。
将此处的国家审判机关理解为中央的审判机关显然是误解。所以不管是中央行使司法权，还是地方行使司法权，重点是防范各种势力对司法的不当干预。
无论是人民法院，还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行使职权时所依照的法律都不是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也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12] 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司法权究竟是中央事权还是地方事权抑或中央与地方共享事权，关键是司法机关究竟能否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并且公权力以外的其他各种势力包括政治的、社会的、人情的势力，能否真正尊重司法而不干预？一些学者主张美国联邦法院因实行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分离而有效地阻止地方对司法独立的干预，并以此作为例证主张在中国建立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分离的法院（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一制度），但美国联邦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只占全国案件的7%，93%的案件是由州法院审理的，而州法院的设置基本是按行政单位来设置，其经费也来自于地方财政，但这种地方化的设置并没有成为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8] 蒋惠岭：《中央司法事权的八项基本待遇》，载《法制日报》2015年1月28日第10版. [9] 郝银钟：《法院去地方化改革的法理依据与具体路径》，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7期，第94页。10多年前就有学者指出，司法权的地方化是造成司法不公的重要制度根源。
除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外，有学者主张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是世界各国的通例，[9]以此来论证我国的司法权也应作为中央事权。法定程序应理解为，这些人员仍应由各区县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第二种观点认为，宪法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这里的法律仅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所以它是执行中央的意志，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宪法第85条和106条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在我国宪法体制下，中央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在规定我国的权力机关时，是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节规定的。
而在国防领域，我国的诸多法律也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职权。但这些不正当的干预本身就是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
不仅司法权难以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中央事权，现代社会无论是国防还是外交都已经很难说绝对是中央的权力。[15]为缓解这种紧张关系，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大面积地修改宪法和法律。2015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这一点可以从该条的完整条文可以看出。这些事务可能单一的，如教育事务、财政事务等。所以，如果以人事方面的省级统筹来防范地方来自于权力机关对司法的干预则可能是在与假想敌作战。
（四）司法权的地方性并不必然导致司法不公 一般认为，法院地方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产生地方法院的院长和法官。而自治性无疑表现了司法权的地方性。
可以看出，新的司法机构的设立并非由中央负责或主导。如在人事任免方面，美国联邦中央负责整个联邦系统三级法院法官的任命，但现任美国联邦法院法官为874人。
不仅在人事权领域，中央政府全面统管全国近7000年法院检察院的财和物也是不现实的。[7] 宪法和法律规定包括：第一，宪法第 123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6] 当强调某些权力属于中央时，不同的语境中中央的含义可能完全是不同的。如果担心司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则应从完善诉讼制度的角度考虑（如实行三审制，原则上任何案件都可以上诉至最高法院），由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管最终司法权。也可以从政治权力归属的角度理解，这个意义上的国家一般是与个人、社会组织相对而言的。但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司法权的中央化被转换成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的话语体系，并成为本次改革的理论基础。
地方政府，甚至社会组织、个人都能成为外交的主体。笔者认为，这并不能构成司法权作为中央事权的论据。
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审理案件。三是法院的人员来自于地方。
本文从中央事权的含义及标准的界定入手，分析中央事权的运作方式，并以此作为参照，分析司法权作为中央事权的含义及表现，探讨司法权的地方化究竟是否以及是如何影响司法公正的，对司法权的属性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并就如何应对司法改革中的问题陈述管见。第三种观点是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不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规定推论司法权不是地方事权。
（3）负责人员由中央任命。实际上，无论是地方人大还是政府抑或法官周遭的人情网络都不是影响法官独立裁判的核心要素。在妨碍司法独立的各种因素中，司法权的地方化尤其受到关注和批评。中央政法委员会负责人发文明确这一论断：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职权是中央事权。
虽经中央编办的批复同意，但中央编制部门只是负责人事的批复，这是机构设置以后的问题，而非设置机构本身。2014年12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履职的公告》：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批复，设立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2012年8月成立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也基本遵循了相同的程序。另一方面也是普通地方国家机关，行使相同级别普通地方机关的职权。
上海是第一批改革试点省市，其改革方案也是最早由中央批准的，基本内容将对其他省市起到示范效应。（六）司法权作为中央事权的定性与现行宪法体制并不完全契合 根据宪法，我国地方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审判员由地方人大常委会任命，接受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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